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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羨林翻譯實踐偏向“語言派”
      發布時間:2017年09月17日     作者:Houguo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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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羨林翻譯實踐偏向“語言派”

       

      侯國金


      華僑大學


      《中國社會科學報》(語言學版)2016426日。

       

      這里要論述的問題是:1)中國當代最大的文化名人之一季羨林的翻譯實踐和翻譯論述是語言派還是文化派?2)譯論文化派怎么看季羨林的翻譯?3)語言派怎么看?4)我們怎么看?


      我們之所以說說季羨林先生,一是因為它是公認的大翻譯家[1],二是因為他自己沒有定位譯派、譯論、譯觀,三是因為不同譯派論者都喜歡論述或介紹他的翻譯方法或翻譯觀點,四是因為他值得介紹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2],五是因為筆者希冀憑借語言派和文化派對季羨林翻譯的看法的比較和評述而達到評論兩派的目的。

       

      文化派的看法:


      作為翻譯研究的文化派代表,謝天振教授撰文(2006)論及中國譯協前任名譽會長季羨林先生的翻譯,稱贊其翻譯實踐(作品多、質量高,促進中印交流(及英漢、俄漢、德漢、法漢的翻譯和交流)[3]),還贊賞其翻譯藝術和風格(稱其有“高超的翻譯藝術”“獨特感悟和見解(深刻的翻譯思想)”)。謝先生贊賞的季羨林翻譯藝術到底高超在哪里呢?除了說明他“文筆灑脫又漂亮”的“風采”,產生出“無窮的回味”,更重要的是肯定了他“用規范流暢、符合原文要求的譯文語言,曲傳原文之妙”,也重視和忠實于原文本及其原文語言和文化信息。他的譯風首先是要有“原文版本”(甚至是其“精校本”),而非對撰寫本、手抄本、或其他語言的譯本的重譯或季羨林所言之“轉譯”(實指“二重翻譯”[4],因為原文若有不忠,譯文無忠可言。謝先生以季羨林的多個譯例,如《羅摩衍那》,說明他的翻譯是“既能做到忠實于原文的內容,又能保留原作(史詩)的風格”。


      論及季羨林對翻譯的“獨特的感悟、深刻的思想”,謝先生坦言,季羨林只有“零星”數篇短文論及翻譯,其他“譯論”散見之于其譯作的前言或后記。季氏的譯觀之一是上述的尋找和對待原文文本的認真,堅決反對對不正宗的原文或偽原文進行轉譯。


      其譯觀之二是反對“粗制濫造的翻譯”。季氏的“喻”廣為流傳,“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5],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聯系到翻譯,其意為“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學作品,倘若譯成另一種文字,連葉也不能相似,當然更談不到味了”。


      與此相連,其譯觀之三是,翻譯務必追求“理想化的境界”。季羨林感嘆(承認)像《紅樓夢》這樣的文學巨著在任何人的譯筆下都會有些“信息的失落、增添或扭曲”[6],但還是不能不朝向最高翻譯境界的努力:除了遠離(“萬萬不能”)“轉譯、粗制濫造”,甚至是用自己的“想像、詮釋”取代原文的精神[7],季羨林號召譯者一定要學好原文語言。為了翻譯古印度文學,季羨林學習了梵語,以及有助于此種翻譯卻“鮮為人知”的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皆為古印度語)。


      季羨林的譯觀之四是直譯觀。國內外有直譯和意譯的爭論和好惡,不過,近幾十年來的爭鋒似乎瀕于平息,至少不是針鋒相對,因為譯者和譯論者都希望“融合”直譯和意譯,“集兩者所長”,這樣才能推出“既貼近原文,又能明白曉暢(符合漢語的規范)”(謝天振,2006)。(至少就文學翻譯而言)季羨林認為“直譯是壓倒一切的原則”,“翻譯文學之應直譯,在今天已沒有討論之必要”[8]。當然,正如謝先生所言,季羨林不是“死譯”般的直譯。他高度評價了季羨林在翻譯實踐和翻譯論述中提出和貫徹的在直譯中可以酌情引進“歐化語法”的主張,因為這樣可以促進漢語的“周密”化[9]。


      最后一點,季羨林譯觀之五是,要有人研究中國翻譯史。季羨林說,“在全世界范圍內,翻譯歷史之長,翻譯東西之多,翻譯理論之豐富,哪一個國家也比不上中國”,因此他鼓勵后學“認真總結、繼承”中國幾千年來的翻譯(史、事)。謝天振先生介紹,正因季先生的推動,我國近三四十年來有不少相關的研究成果,如《翻譯研究論文集》《翻譯論集》《中國翻譯文學史稿》《中國翻譯簡史》《漢籍外譯史》《西方翻譯簡史》《中國譯學理論史稿》等。


      總之,在季羨林身上,謝天振看到了一個“(文學)翻譯家”“散文家”“(外國)文學家”,也看到了一個“語言學家”[10]。


      人們不禁要問,在謝先生等翻譯文化派眼中,季羨林是翻譯研究(和實踐)的語言派還是文化派呢?如果折衷地看就是橫跨兩派,而假設必須二選一,根據筆者的粗淺認識,當然更根據謝先生文中的論述,季羨林更接近語言派。


      從季羨林的翻譯“感悟、見解”,如對“轉譯、粗制濫造的翻譯”的深惡痛絕,其“橘喻”含義(“連葉也不能相似,當然更談不到味了”),號召譯者“學好原文語言”,還有靈活的“直譯”,“歐化語法”的酌情保值翻譯,以及其翻譯追求的“理想化的境界”,等等,究其根本,季羨林的翻譯主張是忠實于原文(和嚴復的“信”以及Nida的“意義/功能等效”吻合),神似于原文(和傅雷的“神似”相似),一言蔽之,就是語言派。反對上述派別定位者,一是因為他沒有理解季羨林的翻譯方法和翻譯理念,二是因為他誤以為語言派不要文化的等效翻譯。


      謝天振教授作為文化派的代表,在其多篇文章和論著中論述了文化派或譯介學思想。那么他真的反對語言派的主張么?我們不妨讀讀他的《季羨林與翻譯》是如何看待季羨林的翻譯風格的。能否說謝天振先生不僅介紹了季羨林的翻譯特點和翻譯觀點,還自覺不自覺地投了語言派一票?謝先生文末大段引用季羨林的話,包含說及嚴復“信、達、雅”三字標準的話語和季羨林的評價,說“同意這三個字”,因為“精煉之至”,“用它來總結中國千年的翻譯經驗,也未嘗不可”。暫且不論嚴氏三字標準跟文化派的關聯,它以“信”為先,以“達”為次,以“雅”為再次。語言派的主張豈非如此?

       

      語言派的看法:


      最新論述季羨林翻譯的是陳歷明(2015),算是語言派的“季評”。陳歷明高度評價季羨林的外語才能、東方學造詣、翻譯造詣、“廣博學識”、對中國翻譯事業、翻譯人才培養和大學的翻譯學科建設等做出的非常貢獻,等等。陳歷明重點闡述了季羨林的翻譯“認識論、方法論、目的論”思想。


      季羨林的上述譯論思想見之于對嚴復的“信、達、雅”的“三合一”“三字標準”或“三字經”的評述。如上文謝天振所述,陳歷明也認為,季羨林推崇“信、達、雅”,認為在譯界追逐西洋譯論的今天不必盲從,而只需認真落實“信、達、雅”的精神就可以做好翻譯(“盡翻譯之能事”(季羨林,200721)。季先生認為,三個字缺一不可,不能多一個字,也不能少一個字,正所謂“切中肯綮,要言不繁[11]”(季羨林,200721)?!靶拧笔歉局械母?,因為倘若做不到“信”字,就遠離了翻譯的初衷,算不得翻譯(“譯之為譯”),“達、雅”也就成了“無根之木、無所附麗”(季羨林,200721-22)。那么“信”是什么呢?就是“忠于原作”(季羨林,20074),相應的“達、雅”則分別是忠實于讀者和“文學語言”[12]。前者就是狹義的“忠實”,即我們習以為常的忠實觀,后面是廣義的“忠實”,是“看重、尊重、偏向”的近義詞。陳歷明從翻譯研究高度對號入座地把季羨林對“信、達、雅”三字的高論定位為“體現作品、讀者、語言三者的關系”的“本體論、目的論、方法論”——以“信”為本體(根本、關鍵、前提、出發點、參照點、基礎),以“達”為目的(指向、方向、導向、走向、取向),以“雅”為方法(技巧、方法、方式、法門、善巧、藝術)。在季羨林這里,“信、達、雅”不是“三國演義”那樣“久合必分”的爭斗對立,而是有先后次序的“三位一體”。若沒有本體論的“信”,目的論的“達”以及方法論的“雅”就無從談起。若翻譯無“信”,則“無以服天下”,“如果輕易就想取代之、解構之,則難免甚至必然造成理論認識上的失范,從而導致實踐上的無序”(陳歷明,2015)。為了這個“信”(翻譯的科技/藝術/倫理“底線”(陳歷明,2015)),據說季羨林有時為了求得最原本、最本真的原作以及翔實的史料而“不惜一切代價”(陳歷明,2015)。對于嚴復的三字標準,季羨林認為“自己是認真遵守的”。雖然他譯論不多,基本上是把它當作翻譯的標準來對待的(陳歷明,2006)。至于對原作的研讀,季羨林從學習外語開始,繼而深刻研究,生怕出現絲毫的誤讀,以致導致令人“不寒而栗”的譯文(季羨林,200723),這一認真態度更是常人不及??梢?,季羨林對原文的忠實達到了罕見的高度。


      季羨林如何看待翻譯中的變通?他承認,我們大家所做的是“不同門類的翻譯”,自然可有“不同的要求”,有的作品“能達意也行”;至于文學翻譯,則“更應該允許不同的詮釋和不同的表述”[13]。表面上看,季羨林這里傾向于文化派的“闡釋觀、改寫觀、操縱觀”,其實不然,他補充說,譯者不能“隨心所欲”地亂譯[14]。對于“作者說東,譯者說西”,“原作者沒有說的,譯者卻說了”(陳歷明,2015)等似譯非譯現象,季羨林認為是“不道德的行為”,倘若某個現代翻譯理論“不管多么深奧,竟能容忍這種現象,這種理論就是邪說謬論,必須堅決批判、揚棄”(季羨林,1995)。上述說明,季羨林根本上是語言派,只是對文化派的合理成分有所寬容和吸納,以免走向極端。

       

      我們的看法:


      我們須知,季羨林根本上是翻譯實踐家而非翻譯理論家,由于很少研究翻譯本身,加之譯論較少,后人對其譯觀之評說多半建立在其實際翻譯成果和“零星”譯論之上,而未免有所失真走樣,甚至相互矛盾。


      季羨林認為翻譯促進文化交流,即他曾說的“拿來(西學東漸)、送去(東學西漸)”[15]的活動,這和文化派掛在嘴邊的“文化”二字是一致的。沒有翻譯就沒有現今的中國文明,或者說,現今的中國文明就不是如此。季羨林(1997)把中國文化比喻成“河流”,不論“水滿”“水少”,“從未枯竭”,因為總有“新水注入”——規模最大的兩次“注水”是古印度佛經的“水”和西方文學和科學的“水”。翻譯是中華文化之河永不枯竭的“萬應靈藥”[16]。季先生的文化“河流喻”足以說明其對文化價值傳播之重視。


      不過,綜上所述,季羨林的翻譯實踐和翻譯論述,究其實質,主要是語言派。他博取眾長,例如吸取了“模糊論、模糊數學、模糊語言學”的“模糊”概念而提出翻譯的“模糊(藝術)論”,肯定的了“模糊”的魅力,可以把翻譯當成一種模糊藝術(王秉欽,2009)。季羨林還借用詩歌、書法和繪畫藝術的“神韻”概念,認為翻譯有時要求“神韻”,不求言而求意,可以“得意忘言”(見王秉欽,2009)。季先生也吸收了文化派的合理成分,他對政治、意識形態、文化、習俗等的認真態度,以及翻譯中可酌情借鑒“歐化語法”的主張,可略見一斑。不過總的說來,他的譯觀主要是堅守嚴復的“信、達、雅”三字標準。絕對求“信”,相對抵“達”,適當索“雅”。翻譯有三等:上中下?!靶?、達、雅”都能達到的為上,只有“信、達”而“雅”不足的為中,“信、達、雅”都做不到則為下[17]??梢哉f,季羨林對“信、達、雅”的理解和遵守“繼承發展了嚴復的三字標準,豐富了三字標準的內涵”(肖志清、謝少華,2011)。季羨林對翻譯的貢獻主要集中在古印度經典的漢譯和對我國翻譯事業(翻譯學業、翻譯學科、翻譯人才培養)的積極推動。


      我們能否借用謝天振先生之論來調停語言派和文化派之爭鋒?能否借力于陳歷明先生之論以調停語言派和文化派的爭鳴?有趣的是,似乎爭執不下的語言派和文化派,對同一個翻譯家(請注意,不是翻譯理論家),學術定位和褒貶為什么如此相似趨同?除了季羨林翻譯(實踐和思想)的兩面性和藝術性,外加他的治學魅力(“學問精深”[18],以西方的方式做學問[19])、人格魅力(“為人樸厚”[20],以東方的方式做人[21]),竊以為還有語言派和文化派本身固有的一致性、和諧性、互洽性(遠非“互掐性”)。兩論及其論者只要不走向極端,互相取長補短,就會發現兩派的上述“三性”而言和互補。 


      翻譯危機的診斷和翻譯事業的健康發展


      1、翻譯危機的診斷


      老一輩翻譯家不僅親手翻譯,恪守譯德,而且還關心我國的翻譯學者的培養、翻譯事業的發展、翻譯人才的培養。季羨林、葉水夫、李賦寧、楊憲益、羅新璋等就是如此把畢生精力獻給我國的翻譯事業的,他們的翻譯精神原值的我們學習和借鑒。


      表面上看,中國是“翻譯第一大國”,但如今面臨著“相對嚴重的翻譯危機”,因為無論是是量、面還是及時程度,都不是世界第一,反而“令人憂心忡忡”(季羨林,1998b)。


      季羨林(1998a,b)早就發現了我國的翻譯危機,到處是“不可靠譯本”[22],可謂“危機四伏,草木皆兵”。不說各種小兒科的誤譯、濫譯等,就是“高大上”的翻譯也多有貽笑大方的敗筆?!胺g作品一對照原文,90%有問題“(季羨林,1998a)某位博士在其論著《中俄國界東段學術史研究。。?!?,誤譯“John King Fairbank”(費正清)為“費爾班德”,誤譯“Hsia Ching-lin”(夏晉鱗)為“林海青”,誤譯T. A. Hsia(夏濟安)為“赫薩”,誤譯“Chiang Kai-shek”(蔣介石)為“常凱申”(見陳歷明,2015)。作為社會符號的人名具有特殊的社會意義,不可小視。由于歷史、社會、文化的復雜性和多元性,一些名人有英漢雙名,根據“名從主人”或“主人先用性”(相當于“作者先用性”(author-preemptiness[l1] )),不論是英漢還是漢英的翻譯,人名都得尊重當事人的意見。


      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自己確定的漢語姓名是“費正清”,翻譯就得從之,豈有“費爾班德”之說?夏晉鱗是民國時期外交關系學者,其英語名確定為“Hsia Ching-lin”,就不能認可現在流行的拼音音譯法“Xia Jinlin”,再說臺灣的拼音系統有別,而且其外語音譯的拼寫也不同于大陸文化的做法。同樣,文學家夏濟安的英譯“T. A. Hsia”,絕非“Xia Ji’an”(這樣翻譯就諧音于“下賤”),反譯過來也遠非“赫薩”。蔣介石所來英譯為“Chiang Kai-shek”,不能按當今的漢語拼音音譯之為“Jiang Jieshi”,反譯也壓根不是貽笑大方的“常凱申”。人名翻譯“名從主人”的原則具有普適性。香港笑星周星馳的英語名自定位“Stephen Chow”(而非我們想當然的“Zhou Xingchi”),歌手劉德華的英語名字是“Andy Liu”(不是“Liu Dehua”)。一些僑居中國或再這里教書的外交往往有一個漢化中文名,我們也得從之,翻譯時不能想當然,否則鬧出笑話。


      病因是什么呢?


      第一,雙語低下。外語專業的漢語沒學好不說,就連外語也沒怎么學好,就催促就職。季羨林指出,“現在外語水平不如解放前”(1998a)。


      第二,急功近利。雖然如第一條所說外語水平不高,但是為了多快好省地出成果,掙外快,根本就“不肯下死功夫去學習”,“什么賺錢就譯什么”,單憑一本有時連翻都不愿翻的詞典,三下五除二地弄出一個“急就章”(“甚至是垃圾”[23])翻譯來,“其結果如何,不問可知”(季羨林,1998a)。


      第三,妄想捷徑。社會辦學往往有快速、飛速、神速掌握外語的“速成班”,其實學外語也好,學翻譯也好,根本沒有“御道”即捷徑、綠色通道、后門可走。


      第四,知識面窄。所翻譯的原文,如《紅樓夢》,所涉獵往往十分廣袤,而譯者卻只懂一兩個領域,對其他則一無所知,更兼第二和原因(急功近利),就只好連蒙帶猜,蒙混過關。因此,季羨林先生早就提醒我們“譯者的知識面一定要廣”(季羨林,200718)。


      第五,失信原文。就是不遵守“信、忠實、保值、等效”的要求,這是因為第一至第四條原因,簡單地說就是“譯者的外語水平和工作態度的缺失”(季羨林,200722-23)。


      第六,譯德喪失。除了少數第一至第五的相關不道德譯事之外——這樣做其實也是職業道德問題,對不起原文作者,對不起原文,對不起譯文語言和文化,對不起譯文讀者,也對不起譯者自己(及其委托人、出版社、贊助人等)——突出表現為翻譯中的剽竊抄襲,侵犯版權,侵犯隱私權,蓄意胡譯,凡此種種,都是令人“羞恥”的不良“譯風、文風、學風”(參見季羨林,2000


      第七,教育薄弱。一是翻譯人員接受的翻譯教育、教學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沒有達到標準,二是我國直到最近才開設了本科及本科以上的翻譯專業,翻譯師資和翻譯教學實踐的軟硬件都不完備。不少教育工作者把翻譯當作學外文的一種“附屬、附庸、副產品”,誤以為只要懂外文就懂翻譯[24]。


      第八,譯位不高。就是翻譯者、翻譯家、翻譯作品的地位從翻譯之發端至今都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時有“舌人、應聲蟲、匠人、傳聲筒、復讀機、一主/二主仆人、戴著腳銬的舞者、背叛者”丑名、惡名。在高校的評獎和評職稱系統中,譯著的地位不及專著,一般翻譯(含編譯)薪酬都不及其他類論文。奇怪的是,“搞口譯的有的高得離譜,而搞文學翻譯的,每千字還是幾十元,顯得太低了”[25]。


      第九,譯評短缺。由于上述原因/問題,翻譯謬誤層出不窮,還表現出各種翻譯道德倫理問題和版權經濟官司問題,我們沒有因此也就急需一個健康健全的翻譯批評體制,小到書評的褒獎評論,再有學術紀檢和學術封殺,大到道德法庭譴責和民事刑事法庭訴訟。


      第十,譯關好過。就是翻譯作品沒有得到有效的審查、檢查、抽查,甚至連審稿、校對都不合格。國家也沒有相應的組織機構負責翻譯作品的質量年檢。


      2、 翻譯危機的轉機:翻譯事業的健康發展


      既然找到了我國翻譯“亞健康”的病癥,就要“對癥下藥”。


      第一,針對“雙語低下”的病癥,加強雙語教育,提高雙語的口筆頭水平。這意味著譯員要達到進入雙重文化的“船”,“見風使舵”的游刃有余的水準。


      第二,根據“急功近利”的癥狀,要求學生和譯員不能貪多貪快,要求高質量。


      第三,依據“妄想捷徑”的病因,抵制“快速、飛速、神速”的“速成班”,鼓勵扎實溫打地學習和積累的“正道”。


      第四,鑒于“知識面窄”的毛病,要求從譯者拓寬知識面,涉獵要相對廣泛,最好是橫跨兩三個領域,做個“萬金油、百事通”,并配備各種電子和非電子的資訊、資料、資本,以備翻譯調用。


      第五,考慮到“失信原文”的病根,要求大家學習嚴復的三字標準,并首當其沖地嚴守“信”,少做或不做“失信”的翻譯,如改寫、編譯、亂譯、濫譯。


      第六,既診斷出“譯德喪失”這一病魔,我們就要學習相關的職業道德條例和注意事項,“恪守譯德”(以“提高翻譯質量”)[26],要對原文作者、原文、譯文語言和文化、譯文讀者以及譯者自己(及其委托人、出版社、贊助人等)負責任,遠離各種不道德的翻譯行為。


      第七,根據“教育薄弱”的癥狀,一是翻譯人員要接受良好的翻譯教育,翻譯及血管的語言文化教學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要達到相當的標準。二是我國既然有不少高校先后增設本科翻譯專業和碩博研究生翻譯專業(含MTI),那么,就應該迅速大力加強翻譯師資和翻譯教學實踐的軟硬件的建設。


      第八,針對“譯位不高”,大膽提高翻譯者、翻譯家、翻譯作品的地位和薪酬,培養和獎勵職業譯員和專業翻譯家。


      第九,應對“譯評短缺”之癥,我們要開展各種翻譯監督和批評。要加強翻譯道德倫理意識和法律意識,因此要建立一個健康健全的翻譯批評機制,好的優的要褒獎,壞的劣的要批評(季羨林等,2002)。我們建議《中國翻譯》等雜志“多刊登一些評論翻譯的文章”,發表真正意義的批評[27],有時候我們的機制(含出版社)還要“調整政策,加強統一領導”,調節翻譯市場,保護“翻譯生態(的)平衡”,以免翻譯文本的霸權主義和“偏食”[28]。


      第十,針對“譯關好過”的弊端,我們要采納季羨林等老一輩翻譯家的建議,對翻譯作品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審查、檢查、抽查,出版社(編輯部)的專家審稿、職業校對等工作更是不是可有可無的[29]。國家要設立相關的機構,對翻譯作品進行質檢。


      總而言之,為了確保我國的翻譯事業健康蓬勃地發展,就要經常進行“翻譯體檢”,或自查,或他查,然后“無病防病,有病治病”。季羨林等老一輩翻譯家多次(如2002[30])號召更大翻譯工作者和師生加強學習,提高質量,按照筆者的理解,就是增強翻譯的職業意識、使命意識、責任意識、規范意識、版權意識、法制意識、道德意識、批評意識等。這些“意識”多半是互相聯系的,例如“職業意識、使命意識、責任意識”,“規范意識、版權意識、法制意識、道德意識、批評意識”。簡言之,就是要有“誠信、敬業、奉獻的(服務)精神”,有崇高的職業道德操守,以最優的翻譯作品服務各行各業的需要。季羨林先生提出,對優秀者可設立“國家翻譯獎”等獎勵之[31],反之,對不良譯事則進行批評和糾正(參見李景端,2005;陳歷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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